进入中国现代思想的语境，问题当然会变得更加复杂。中国思想的变局，无疑是应对西方世界渗透的一个结果，当然应对的程度素来就有很大争议。同时我们也不能否认，这种应对并非纯粹的西化过程，同时也和对传统思想的重新阐释与解读过程交织在一起，只不过这种阐释与解读已失去了其原来的秩序作为依托而已。换言之，近代思想家即使和王安石时代的人具有某种“态度同一性”，即仍保留着对恢复古老美好社会的向往，这种态度也必须服从于以下目标的实现程度：即如何有效地使中国被纳入到世界发展的秩序之中，又同时保持自身传统仍处于合理性的状态，这无疑是一个悖论式的选择。比如康有为谈“公羊三世说”，表面上涉及的仍是一个传统的经学嬗变的问题，但是康有为讨论此问题的相关语境却又使他必须相当迫切地考虑如何使中国发展适应于一种世界性的标准。他的“大同说”也由此变成了对民族—国家话语的一种终极目标的解说。康有为谈大同理想时，已不可能是一种王安石式的对古代社会的憧憬态度，而是参照西方的现代性经验来阐发社会的变化，或者借此说明社会发展应达到什么样的终极状态。这是古代思想家根本不可能考虑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