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尔（Searle，1995）已经明确了这一过程是如何发挥作用的。首先，群体中的成员会达成某种共识，如都同意某人成为领导人。其次，必须存在某类象征性能力，以满足塞尔的著名公式——“只有在C情境中，X才能被当作Y”（只有在做群体决策时，X才能算作领导人）。与此相关的，应该有些实物的象征来以一种公开的方式造就一个新的地位，如皇冠、权杖、总统徽章等。事实上，制度的公开性意味着，每个人都知道所有人都知道这个事实，没人能够在如此明显的象征前表示自己不知道。这也是为什么新的制度和行政官员会公开其新的权利和义务，而不是隐秘地进行。个体是不能在某个政府官员刚刚就职时，就忽略其身份地位而对其做一些不好的事情的。类似地，正式的、书面的规定和法律认为：他们的公开性意味着，没有人能够以不知情为借口而摧毁他们。
拉克兹和托马塞洛（Rakoczy & Tomasello，2007）提出了一种简单的模型来理解文化制度，就是规则游戏（rule games）。当然，个体可以在跳棋盘上以任何他喜欢的方式，来移动任何一块像马一样的木头。但是如果一个人想玩国际象棋，那么他就必须知道这个像马一样的棋子被称为骑士，而且只能以特定的方式移动，其他棋子也必须以特定的方式移动；而如果要赢得比赛，必须使棋子摆成某种样子。这些棋子被规范或规则赋予了其自己的地位，而这些之所以会存在，是因为玩它的人遵守这样的规则。因而，我们可以认为这种文化地位功能之所以会出现，是年幼的儿童一起假装了什么，如假装一个棍子是蛇。这样做就为创造新的地位提供了实际的基础，因为这种制定是社会性的，是与其游戏玩伴公开达成一致的（Wyman et al.，2009）。重要的是，尽管这种假装的能力是演化而来，但早期人类创造这种假装现实的方法，是通过模仿他人而来，而不是具有群体意识和集体性的现代人类文化所创造的这种规范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