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期间真正读了点书是在“三年困难”时期。这一时期学生的粮食定量虽然没有减少,副食品却严重缺乏,不仅肉类每月凭票供应半斤,食油二两,连蔬菜也少到只能用水煮,不能炒。营养严重不足,许多同学得了浮肿病。同学们虽然每天饥肠辘辘,却换来了读书的时间。在物资极度缺乏的情况下,同学们在精神上却如释重负。我个人的经历又有点不同。1960年初,中宣部和教育主管部门正抓全国高校的统编教材,世界现代史是重要领域。由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学院(今首都师范大学)、河北师范学院(今河北师范大学)抽调世界现代史教师和少数学生组成编写组,由北大周一良先生负责,成立了一个大组的领导班子。编写组先在人大铁狮子胡同校舍内,不久搬到北京大学,住进刚建成的十三公寓,几个月以后又搬到二里沟的北京市委党校四号楼,从工作开始到初稿完成大约有一年多时间。可笑的是,我被调去时是历史系三年级学生,世界现代史是四年级开设的课程,换句话说是去编写自己还没有学过的课程的全国通用教材。尽管颇为奇特,我在边干边学中逐渐适应,到后半年还担任了分组的组长,除了自己分担的章节以外,要负责修改组内教师撰写的稿子。由于在编写工作中表现出初步的工作能力,1961年暑假前结束世界现代史编写工作回到学校,即被通知毕业后留系工作,从此开始了我的教师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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