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人赋诗,求而兼颂;鲁人赋诗,谢而后许。虽也还是“言志”,可是在办交涉,不止于酬酢了。称为“具体的重大作用”,是不错的,但赋诗究竟是酬酢的多。
不过就是酬酢的赋诗,一面言一国之志,一面也还流露着赋诗人之志,他自己的为人。垂陇之会,范文子论伯有、子展、印氏等的先亡后亡,便是从这方面着眼,听言知行而加推断的。《汉书》三十《艺文志》说:“古者诸侯卿大夫交接邻国,以微言相感,当揖让之时,须称诗以谕其志。盖以别贤不肖而观盛衰焉。”这也是“观志”,《荀子》里称为“观人”。春秋以来很注重观人,而“观人以言”(《非相》篇)更多见于记载。“言”自然不限于赋诗,但“诗以言志”,“志以定言”25,以赋诗“观人”也是顺理成章的。如此论诗,“言志”便引申了表德一义,不止于献诗陈志那样简单了。再说春秋时的赋诗虽然有时也有献诗之义,如上文所论,但外交的赋诗却都非自作,只是借诗言志。借诗言志并且也不限于外交,《国语·鲁语下》有一段记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