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通志·略》的史学价值
从历史撰述的发展来看，唐代史家在通史著作上的多方面成就和北宋司马光《资治通鉴》的广泛影响，无疑会对《通志》的撰写有思想上的启迪和文献上的借鉴。而《通志》作为纪传体即综合体通史，成就也是多方面的。首先，《通志》的问世，是在纪传体通史撰述上恢复了司马迁的“通古今之变”的优良传统；其《总序》对“会通之义”的阐释，是论说通史撰述之必要性的一篇宏文，是古代史学理论中涉及这方面问题的杰作，对继承、发扬中国史学的会通之史有理论上的价值。其次，《资治通鉴》的问世，证明编年体通史撰述的必要性；而《通志》的问世，证明了在《史记》之后千余年、断代的纪传体史书盛行于世的情况下，纪传体通史的撰述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再次，在撰述方法和体例思想方面，郑樵提出：“纪传者，编年纪事之实迹，自有成规，不为智而增，不为愚而减。故于纪传即其旧文，从而损益。若纪有制诏之辞，传有书疏之章，入之正书，则据实事；置之别录，则见类例。”[46]从今天的观点来看，这是针对文献浩繁提出了撰述纪传体通史的方法论。郑樵的这个撰述思想，后来为章学诚所继承、阐扬。《通志》在这三个方面的成就，是应当肯定的。至于郑樵认为“古者记事之史谓之志”，故名其书为《通志》；“古者纪年别系之书谓之谱”，故“复表为谱”，倒是无可无不可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