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鉴告老回乡之后，曾国藩虽然已是文渊阁直阁事，正四品官，可他还是郁闷了一阵子，偶尔与倭仁他们聚会，谈论理学一些问题，可是总感觉没有原来那么亲切了，莫名其妙地就有了一些隔阂。
曾国藩很快明白过来，这问题出在哪里，原来唐鉴在京的时候，倭仁不敢强出头，凡事都以唐鉴为首，如今唐鉴离开了，他身为大理寺卿，又是京师理学的重要支柱，所以就开始嘚瑟起来了，对待其他人的时候，俨然一副理学宗师的模样。
原先和大家都是亦师亦友，现在却把自己抬高了，那还没有隔阂吗？既然有了隔阂，那就少见面，即使见面，场面上的礼节该做的做，意思一下就行。
再说了，曾国藩在京城的老师，又不仅仅是唐鉴、倭仁和穆彰阿，还有季芝昌、吴文镕他们呢，季芝昌虽然权力不如穆彰阿大，但也当过军机大臣。
曾国藩从此和倭仁保持了距离，专心研究理学。他此前在唐鉴的影响下，对自己的言行严加修饰，立下日课（写日记）之外，还悟出了《十居敬箴》，然后加了两条，属于升级版。
通过这十二条日课，曾国藩的生活变得非常有规律，和倭仁疏远之后，他每日做自己的功课，倒也逍遥自在。
他每天记日记，对每天言行进行检查、反思，一直贯穿到他的后半生，不断给自己提出更多要求：要勤俭、要谦对、要仁恕、要诚信，知命、惜福等，力图将自己打造成当时的圣贤。许多人都认为人格修炼是空虚的东西，认为修身是虚无缥缈的东西，甚至还是迂腐的，但曾国藩一生的事业，修身才是他事业成功最重要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