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 黑格尔、马克思主义者和社会主义的作家们非常正确地提出这种反驳。
[32] 另见第七讲第四节之九。
[33] 这一要求要远远高于衣食居住方面或基本需求方面的简单要求。基本自由是由基本的自由权和机会来规定的，而这些自由和机会包括政治自由和公平进入政治运作过程的机会。
[34] 我还相信，这样一个政体也可以公共地处理各种文化和民族［请将后一理念(即，民族的理念)与国家的理念区别开来］的差别问题。在这里，我遵循了易尔·塔莫尔在她的《自由主义的民族主义》一书中提出的观点。
[35] 在这一点上，我同意迈克·沃兹尔在《纽约书评》（1989年2月2日，42页以后）上发表的对本杰明·巴伯尔《政治学的征服》一书的评论。
[36] 指德国魏玛宪政时期。
[37] 见卡尔·施密特的《议会民主的危机》，艾伦·肯尼迪译（坎布里奇，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1988），尤其详见第2版（1926）的前言和第二章。关于魏玛宪法，见德特勒伏·皮克特的《魏玛共和国》，艾伦·勒恩译（波士顿，企鹅图书出版公司，1991），尤其是第十一至第十四章；以及克劳斯·费舍尔的《纳粹德国》（纽约，连续出版社，1995），第七章和结论，258～26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