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劳动力流动
劳动者流动性问题不仅是重要的理论问题，也是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现实问题。王效民（1985）[18]认为由于多方面的原因，我国劳动者的流动受到阻碍，流动渠道不畅通，存在很多弊病。社会生活中一方面存在着很多人不能心情舒畅地发挥自己的制造才能的现象，另一方面又存在着大量不称职者占据着工作岗位的奇怪现象。上述现象已经成为现实生活中不能回避的重大问题，成为经济体制政策应当解决的重大课题之一。因为，归根结底，劳动者是生产力中最积极的因素，一切工作最终都是由劳动者来完成的。可见，我们不能低估劳动者流动性问题的社会作用。
很多学者探究劳动者流动的影响因素。例如，王春光（2003）[19]从代际职业流动和代内职业流动角度，分析家庭背景、户籍制度、所有制等先赋因素对职业流动的影响，从而折射出职业流动中的一些不平等。通过对数据的分析发现，尽管改革开放以来，市场因素对就业分配的配置作用越来越大，但是对职业的合理流动的制度性限制以及结构性限制依然存在，从而产生社会不平等问题。与王春光等学者对于影响劳动者流动的外在性因素的考虑视角不同，一些学者着重从劳动者自身的内在因素出发，对影响其职业流动性因素进行了一系列研究，并取得一定的成果。如有研究显示，不同性别之间的职业流动性存在显著差异（Loprest et al.，1992）[20]。然而，也有学者的研究得出了与此不一致的检验结果：性别对劳动者职业流动的影响并不显著，认为可能是女性更强的职业流动风险厌恶和对女性的就业歧视两个方面共同作用导致了职业流动性总体上无性别差异性（吴永球、陈仲常，2007）[21]。同时，吴永球、陈仲常（2007）还在其劳动者流动性影响因素的研究中加入了婚姻状况、收入等变量，也得出与以往经验研究较为一致的结论：已婚者比未婚者拥有更低的职业流动；收入越高的群体拥有更低的流动性，而低收入者拥有较高的职业流动性（Farber et al.，1998）[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