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人把社会看做一个平面，人的社会水准和政治水准大致相差不远，虽然最能干的人可能在声望、金钱、或艺术造就方面超过旁人。德国人把社会看做一座金字塔。他本身不过是塔身上的一块砖，一边支持着另一块砖，一边压着在下的砖。对上面的人卑躬屈膝，他很髙兴；对下面的人发号施令，他也很高兴。
在美国，国家是一个民众的集团，委托一部分同国人管理政府的行政。在德国，国家是一个神，高高坐在云端里。每个公务人员都是平民的上司；为表示这种优势起见，他们都穿著制服。美国人老是批评他的总统，参议员，军事领袖；要德国人作这种批评却是违反天性的。
过去德国民族所有的领袖，恰是他们愿望的那一种。当希特勒执政时，世人惊奇的是，德国大学教授对这个强权与无法无天的新时代的诞生，居然大事庆祝。一九一四年，九十三位文化界领袖人物联名发表宣言，对侵入比利时之举一致拥护。一九三三年，有一千二百位德国教授，以欢呼来迎接希特勒野蛮主义上台。由此，德国民族在危急之秋完全得不到精神领袖的支持。他们相信统治者是贤明的，因为眼见他的决定受着德国文化界领袖拥护。倘使在一九一四、一九三三、一九三九等成败关头，德国教授起而抗议的话，至少必有一部分人民在参加统治者的暴行之前要踌躇一番。可是教授们的行为恰恰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