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授翰林院编修。随后，崇祯出面，赐假回里，洞房花烛，真是如其宗师所褒誉的，“大登科后小登科”，“天下好事皆归子”了。吴也很得意，得意难免忘形，他评价自己为：“陆机词赋，早年独步江东，苏轼文章，一日喧传天下”，如同时下有些作家同行，将自己列入诺贝尔文学奖种子选手一样，都有不自量之嫌。
所以，我相信而且尊重他后来的忏悔之“苦”，但不大相信甚至鄙薄他所夸饰的遭际之“苦”。满清入关，改朝换代，攻城略地的屠杀，铁骑践踏的血腥，文化箝制的强暴，予取予夺的恐惧，是每个老百姓都难逃脱的痛苦，非独吴梅村一人。他所以特别强调这一点，我认为，在他的潜意识中，有一种努力为自己辩白的欲望，表现出来，便是喋喋不休的诉苦。
后来人常常不理解，人称吴太史的这样一位文学大师，睿智学者，聪明透顶的人，为什么不能像顾炎武、黄宗羲那样埋名隐居，坚拒不就？为什么不能像陈子龙、夏完淳那样宁死不降，舍身成仁？最不济，也可以学王夫之那样，作《惜发赋》，存明代衣冠，逃到湘西大山里潜心读书。
说说是容易的，要做到，可就相当相当的难了。
直到我当了“右派”，我才懂得，中国知识分子中间，强者太少，而弱者太多。你可以这样高标准地要求吴梅村，但他愿意跪下来求生，而不想站着取死，那你也只好抱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