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以为一民族之进化堕落,其原因决不在一二人。以为可褒则宜俱褒,以为可贬则宜俱贬。[46]
中国史家的病症不在于道德批评方法的本身,并非“书法褒贬之必可厌”,而是治史对象的狭隘与审视角度的偏颇。只要从个人扩大至群体而有益于群治,问题就能获得较完满的解决。换言之,善恶之判断与史学方法的价值无涉,而只与历史演进采取的形式有关,只要解决了群治与因果进化问题,褒贬之术仍无妨于治史。他论断说:
中国史家,只知有一私人之善焉、恶焉、功焉、罪焉,而不知有一团体之善焉、恶焉、功焉、罪焉。以此牖民,此群治所以终不进也。[47]
那么,梁启超欣赏的是哪一种史著呢?他自己有一段自述可以参考:
吾以为书法者,当如吉朋之《罗马史》,以伟大高尚之理想,褒贬一民族全体之性质,若者为优,若者为劣,某时代以何原因而获强盛,某时代以何原因而致衰亡……而必不可专奖励一姓之家奴走狗,与夫一二矫情畸行,陷后人于狭隘偏枯的道德之域,而无复发扬蹈厉之气。[48]
很显然,看待历史的框架虽然变了,成为进化论的一种图说,然而,基于传统道德评判的色彩仍很浓烈。
梁氏之后,以“群治”为线索的进化史观蔚然成风,不过在标榜现代意识的外表下,争正统与言书法的问题意识仍在史界居支配地位,现代史家总是要为历史的进程寻找到一种道德正义的支撑点,然后以此为秤星,大行针砭之义。比如把“群治”取代个人行事的历史进程,贴上“大众历史”和“现代化论”的时髦标签,书法规矩推崇的却是善恶分明的两极对峙,其黑白之相互印证参照,已足可以借用相当单调的对应概念加以评说,如反动/进步、卖国/爱国、传统/现代等范畴已经变成了无需论证,而可以随意作为研究前提使用的万能概念,其中自然包含着强烈的优位与劣势的意识形态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