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以来，文学界首先出现的问题是理论的尴尬。传统的苏式文论，即现实主义文论失去了它的理论涵盖力，面对西方现代派文学现象、面对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国内出现的格式新奇的小说戏剧，理论变得张口结舌。对典型论深有研究的栾昌大先生写道：“至于如何分析与传统形式迥异的那些现代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则又当别论。这些人物形象能否用我们通常所理解的典型这个概念来表示，以及究意应怎样看这些人物形象的审美的艺术的特质等等，是美学文艺学研究面临的新课题。”[2]
接着中国理论界又发现了现代派文学和国内文学艺术的哲理化倾向和象征化特征。资深学者叶廷芳先生在评价现代派文学时写道：“近一个世纪以来，哲学广泛渗入文学艺术……作品的哲理意味越来越重。主题思想不是明白说出或让人看出，而是通过某种‘图像’来象征，或通过一种譬喻来暗示，或者通过一则寓言来表达，等等。”[3]青年学者也发现了这一点，刘小枫惊呼：“我们看到，在本世纪以来，随着科学理论的进一步发展……文学、诗歌、戏剧则愈来愈哲学化了。表现主义的诗文，存在主义的小说，荒诞派的戏剧，等等，都成了哲理玄思，里尔克、卡夫卡、康拉德、普鲁斯特的形而上学，纷呈出一派光怪陆离的新哲学。”[4]而且，这种风气已经广泛地波及国内，画评家周阳高说：“自八十年代中期以来，国内也出现了不少以表达某一观念形态为主的绘画，它们往往难于以切实具体的形象为依据。而是借助于似是而非的抽象、半抽象图式去表达这种‘观念’，这种绘画实际上……追求的不是绘画本身所建构的形象，而是企图诠释某个费解的理性观念。”[5]而且不少人甚至认为表达哲理或观念，是艺术的最高境界、最高品位。且不说文艺圈内人士，即使是科学家钱学森也为此推波助澜，他说，我认为文学艺术有一个最高的台阶，那是表达哲理的、陈述世界观的。……这类最高台阶的文艺作品给人的冲击是深刻的持久的，所以我想应该把它们放在顶峰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