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徵和唐太宗都是隋唐之际的政治人物，故“思隋氏以为鉴，则存亡治乱，可得而知”并非空话，而是实有所指的具体事物。只要认真想一想隋朝之所以危、乱、亡的原因，进而避免其覆辄，则可以达到安、治、存的政治局面的目的。这既是政治实践和历史经验之间的一种张力，也是居安思危意识中的历史辩证法。而这种张力和辩证法也并非是说说而已，它既是一个认识问题，也是一个实践问题，因此，魏徵进一步指出，真正懂得存亡的辩证关系，就应在政治措施方面有具体的表现。这些具体的表现，就是魏徵在上疏中所说的自“节嗜欲以从人”至“有动则庶类以和，出言而千里斯应”等五个方面。倘如能如此去做，则“帝王之盛业”，就可以达到“慎守”的目的了。
魏徵在强调以隋的“存亡”来辩证地看待存亡、安危、治乱的关系时，同时还指出最高统治者要学习尧、舜能够接受人们批评的胸怀，学习禹、汤敢于公开“罪己”的勇气，学习汉文帝“惜十家之产”的节俭作风，等等，从而使他的居安思危的政论更具深刻的历史感。
应当指出，居安思危的思想，在中国历史上有久远的传统，而魏徵把其中的辩证关系阐述得如此透彻，而且是直接向当时的最高统治者的诤谏，这是他超越前人的地方，因而是难能可贵的。